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为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思想火炬”官方微信公众号决定从12月16日起推出系列专题“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陆续刊发一些领导、专家缅怀毛主席的文章，今天是第六篇，我们推出的是曾任红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八路军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秋收起义、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冀中抗日、百团大战、解放西安、解放兰州、解放青海等战斗的开国上将张宗逊的文章。
望着影集中的一幅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1937年5月毛泽东同18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的合影。毛泽东亲笔在照片的顶端深情地写上：“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数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他生前一直很喜欢这幅照片，解放后全国的许多报刊多次刊登，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许多展览馆长期展出。
岁月易逝，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当年参加照相的人所剩无几，毛泽东也逝世十几年了。但是，战友们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后浴血奋斗的许多往事，却永远难以忘怀，回想起来就使人激动不已。
秋收起义爆发
1927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撕下革命的面具向产产党人开刀。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会议决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革命基础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武装起义。
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起义，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返回原部队担任起义总指挥，在毛泽东统一领导下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一路风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艰辛。有一次，他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在浏阳遇到民团盘查被扣留，险遭不测，由于他沉着机智才得以逃出，到达铜鼓。
在毛泽东和卢德铭还没有到达部队以前，八七会议的精神已经传到部队，大家非常振奋，当时由余洒度负责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起义军编为一个师，余洒度任师长。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一部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与安福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驻铜鼓县的浏阳工农义勇军及平江农民自卫军和警卫团各一部组成第三团，团长苏先骏；此外，刚收编的邱国轩部几百人编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
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1927年9月9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的口号鼓动下，斗志昂扬的三路大军，先后从驻地出发。师部率第一团9日由修水出发；10日第二团由安源出发；11日第三团由铜鼓出发，作战地图的箭头像一把把利剑直指长沙。由于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的指挥员又大都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毛泽东及时分析了形势，如果仍按原计划向长沙进军，很可能造成全军覆没。9月14日，毛泽东在上坪召集第三团负责人开会，决定尽快与一、二团联系，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在文家市收拢部队，重新布置下一段的军事行动。我一团在卢德铭同志带领下，于9月19日赶到文家市同三团会合。
1927年9月20日上午，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块草坪上，全师举行集会，这是秋收起义后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师长余洒度在队前宣布：现在请毛委员讲话!这时，千万双满怀期望的眼睛，一齐投向毛泽东。只见他身材魁梧高大，留着长长的头发，上穿刚过膝的兰布半大褂子，兰色的粗布裤子，足蹬草鞋，一付江南农民打扮。他向前跨了几步，站到队伍面前，以坚定的目光扫视一下部队，开始了讲话。他说：不久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决定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继续打长沙了，待以后人民武装力量壮大了，我们一定会打长沙的。大革命由于投降主义的领导暂时失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不会停止。广大工农群众中蕴藏着浑厚的革命积极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革命队伍一定会逐步扩大，革命终究会取得胜利。毛泽东对形势精辟的分析和必胜的神态，深深地感染了广大指战员，像强劲的东风扫去乌云，改变了部队由于连续受挫而产生的沮丧情绪，提高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三湾改编前后
文家市会师以后，毛泽东一直跟随部队行动，一路上他的身影经常出没在行军队伍中，找干部战士谈心，调查研究，并设法找到当地的同志调查本地和周围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面对着重重的困难，他在冷静地观察和思考怎样把这支部队建设好？到哪里才能立住脚？
秋收起义出师不利，在短短几天中，起义部队伤亡和跑散过半。文家市仅仅从组织上把部队收拢起来，许多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部队在文家市休息了一天，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在芦溪附近担任后卫的三团，突然又遭到朱培德部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在这危急的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带参谋胡景玉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胡景玉也同时阵亡。连续不断的挫折，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自动离队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排出发时三十多人，行军几十里，到目的地时就只剩几个人了。“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许多军官竟半公开地互相询问。以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军官对革命悲观失望，先后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队伍。他们大多是不辞而别：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跑回家去，有的投靠了敌人。总之，大浪淘沙，暴雨之后泥沙俱下，只有坚信革命必胜的人们，犹如中流砥柱，在风浪中搏击。
俗话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着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坚定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找出部队失利的原因，并决心利用在三湾短暂的停留期间，抓紧对部队再次进行整顿。
1927年9月28日，部队到达三湾。这是一个很小的山村，只有十来户人家，座落在永新县西乡的山区，部队住在以三湾为中心的几个自然村中，毛泽东就住在三湾村的一户农民家中。毛泽东在三湾首先召开了前委会，决定了部队整编及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
9月29日，也就是到达三湾后第二天，部队在三湾村山坡下面收割完庄稼的稻田里集合。毛委员首先宣布了部队的整编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一、三两个团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团辖一营、三营，暂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一个第四连(即特务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及卫生队。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他说：部队秋收起义后，受到了一定损失。但是，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革命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还有这样千把人的队伍，只要大家齐心奋斗，还怕革命不能成功吗!针对有些人灰心动摇，毛泽东宣布：干革命靠自觉，执意要走的不勉强，发给五块钱路费欢送；要留的欢迎。这样，人数虽然少了一些，但却精干多了。
改编后，一团团长为陈浩，副团长韩庄剑，参谋长徐恕，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卫生队队长姓王，忘记了名字，党代表是何长工。我调到团部任参谋，谭政同志任文书。
三湾改编，确定了在部队中健全各级党组织，支部要建在连上。北伐时期，团部设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工作，连不设支部，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党支部建在连上之后，排或班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连政治指导员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从而加强了党的组织力量。部队还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0月22日，我军主力(约七八百人)进占大汾镇。当天晚上，毛委员来到四连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他开始向连党代表罗荣桓询问了这批发展对象的大概情况，接着亲自参加并主持了入党仪式。仪式是在四连宿营地一家地主房子的阁楼上举行的，参加入党仪式的有八名新党员，还有连党代表罗荣桓，连长曾士峨和我(任副连长)三名党员干部。阁楼里正面放着一张桌子，上面点着一盏油灯，光线不太明亮，但可清楚地看见墙上挂着一面鲜艳的党旗，旗是用一块小红布制做的，上面写有“CCP”三个大的英文字母。十几个人坐在桌子周围的几条凳子上，气氛显得很庄严。毛委员在靠近桌子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同罗荣桓交谈了几句后，就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领导民主革命，现在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毛委员简短地讲完话，站起来，面对红旗，带领大家宣誓。只见他魁梧的身体和举起的右手，像一座塑像，宣读着誓言：“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这庄严、洪亮的声音，在古老的阁楼中回荡。
宣誓过后，会场气氛又活耀起来，新老党员互相鼓励。毛委员又鼓励大家：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做宣传，多做群众工作……。人间苍桑，几十年过去了，这次入党仪式的情景依然深深地记得。
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形成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改编只是初步奠定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许多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则是经过较长的一段斗争才解决的。
行军路上
10月23日破晓，部队在大汾镇突然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萧家壁部的袭击。在匆忙撤出中，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络，走向桂东方向，直到12月中旬，才随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与团部在茶陵会合。团直属队和一营向井冈山转移。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命令我带一个排，负责护送毛委员。在秋收起义前后几十天的长途行军跋涉中，毛委员的脚背被草鞋磨烂了，走路一拐一拐，行动很困难。只见他不时的微微皱一下眉头，有时被崎岖的山路猛地硌一下脚，禁不住轻轻吸一口冷气。看到他艰难行军的样子，我和战士们一次次提出绑一付担架抬着他走。但毛委员总是说：没什么？我能行。一次次的拒绝了。有时说完还有意的抖擞精神，迈上几大步，并说道：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觉得，毛委员是读书人，并不善于长途行军，但他竟能如此经得住艰苦，很令人佩服。
这天在行军的路上遇到了王佐从井冈山派出来搞侦察的朱诗柳(此人以后担任过红四军三十一团便衣队队长)，毛委员就亲切地和他交谈起来。当天晚上，天下着濛濛细雨，部队在黄坳附近一个叫荆竹的地方宿营。我们十多个人就和毛委员住在一间农民的茅草房中，这座简陋的房子很小，里面只放着一张旧床，此外没有其他东西了。我把床铺分给毛委员，安排朱诗柳和我们一块睡在地上。不料，毛委员却出人意料地非常诚恳地邀请朱诗柳与他同睡到一张床上，这使大家都觉得有些诧异。因为毛委员和他并无深交，而且朱的形象并不敢让人恭维。他衣服褴楼，又瘦又脏，黄中泛黑的脸，突颧骨，只有两只有神的眼显示出此人的机警。使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抽大烟的人。大家都有碍于毛委员的面子，虽然表面上态度不冷不热，心里却多有嫌弃，这么一个人，竟然和毛委员挤到一张床上去，真是……。
连续的行军，十分疲劳，战士们几乎是倒头便呼呼入睡了。我因责任所在，躺下后先想想警卫上有没有疏漏，又听着毛委员和朱诗柳的慢慢交谈。毛委员问：井冈山有几个大村子？多少人口？生产些什么东西？从井冈山到五斗江、拿山、黄坳有多少路？上井冈山经过一些什么地方？还问了附近的萧家壁等地主武装有多少人，多少枪，农民对他们怎么样等等。朱诗柳详细地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和朱诗柳诚恳亲切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从此可以看出，毛委员是多么的尊重群众和善于调查研究，这才是成大业的胸怀，而我竟以某种印象对待别人，相比之下自感惭愧。
中村圩两三事
1928年3月10日前后，第一团进到鼓酃县中村圩，住了十多天。毛委员在这儿曾给排以上干部上了一次政治课，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我和全连的干部都聆听了这堂生动的课。
在湘南暴动中，部队一度存在乱烧房子的现象，引起群众的不满。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者还振振有词，说什么“只有不断地烧杀才有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委员在讲课中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并不是无产的游民。执行烧杀政策是很危险的，，它只能使革命斗争变成恐怖行动，脱离人民大众，把自己孤立起来，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
对于盲动主义烧杀的做法，工农革命军一团的领导认识上并没有完全一致，就在毛委员讲课之后不久(大约一个月)，部队曾进驻汝城县城，撤出的那个晚上一位团领导又命令我带一个排去烧房子。当时，我很为难。不执行命令军纪是不允许的，又想到毛委员曾讲的课再去烧房子是不对的，真是左右为难。于是，我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执行这次任务。没有按命令逐户去放火，只选了大一点的两家商号去烧。在放火以前我们先把主人叫醒，告诉他们要烧房子，我们一边点火，主人就一面用水灭火，我们没有走出多远火也就扑灭了。以后，由于全团指战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就基本上杜绝了烧房现象，这一转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中村圩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有一位排长和教导队长吕赤(四川人黄埔四期)在擦试打土豪缴来的手枪时，排长不慎走火，吕赤中弹身亡。这类事以前都是团领导处理，这次，毛委员改变以前的办法，让团的士兵委员会处理。团士兵委员会是在“三湾改编”时成立的，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以后又加上军事民主，称为三大民主。通过士兵委员会的活动，使广大干部战士懂得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培养了士兵主人翁的精神，在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克服军阀主义残余等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干部战士关系融洽，革命热情空前提高。这次，团士兵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首先报告了士兵委员会三个月的工作情况，接着，介绍了这位排长手枪走火的经过，宣布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并经毛委员批准的处理意见：，决定给走火的排长打四十下手板的处分，以示惩戒。通过这件事团士兵委员会的威信更高了。有的干部发脾气并爱体罚战士，战士们就说：你再这样就找士兵委员去!干部马上就改变态度，表示不搞体罚了。
赣南、闽西的斗争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活动。目的是调动分散湘赣军阀的兵力，以便打破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由三十二团留守。为隐蔽我军实力，前委在项山决定改变部队番号，红二十八团改称一纵，红三十一团改称三纵，大约四五月间由军属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的两个营又组成了二纵。每个纵队编有两个支队，我们所在的三十一团三营改称为三纵队九支队，我任副支队(营)长，罗荣桓是支队党代表。
毛委员很重视侦察敌情的工作，当时没有无线电侦听设备，军队情报主要靠派人出去侦察和收集报纸，毛委员就曾多次派我们出去收集报纸。下井冈山不久，部队在大柏地打的一个大胜仗，就是根据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布置的。
二月初，部队到端金地区活动，我奉命带一个大队(连)进入瑞金县邮政局收集报纸。报上的一行消息引起我的注意：“独七师刘士毅萧致平团，经瑞金尾随共军，朱、毛部不久将被歼灭。”这说明敌人正向瑞金开来，我当即将这重要的情报报告了军部。军部遂决定部队不在瑞金停留，而到大柏地去，相机歼灭该敌。部队于2月9日进到大柏地，2月10日在大柏地休息了一天。11日阴历大年初一，红军在大柏地布置了伏击阵地。萧敌自持追击红军有功，大摇大摆准时进入我伏击地。这时，我军发起猛烈进攻，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形很快被我军打散。但敌人仍凭借着优良武器抢占了几个制高点与我拼争。我们九支队(三营)是军的予备队，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我奉命带一个大队投入战斗，从正面向敌人冲锋，配合友邻将敌人打垮，又追击了二十多里路。这一仗歼灭了萧团，俘获敌人八百多名，缴获枪八百余支。
继大柏地战斗之后，红四军又在长汀遭遇战中取得胜利，击毙福建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俘敌几百人，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条，敌情大为缓和。红军在长汀休整了半个多月，在这儿正式更换了纵队、支队的旗帜，全军每人发一套军衣和两块银洋的零用钱，这是井冈山斗争以来生活最好的时期。
3月28日蒋、桂战争爆发。毛委员根据变化的形势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夺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湘西。在三省扩大红军队伍，造成群众割据。
为实现这个战略计划，乘赣南敌人空虚，4月1日，红四军离开长汀乘势向赣南发展，兵分几路占领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及附近的广大地区。经过四十五天的工作，赣南数县几百里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5月20日乘闽西之敌空虚，红四军再度人闽。红军隐蔽集中于龙岩的大池、小池地区，然后进攻龙岩，守敌陈国辉一部被我击溃，残敌逃往漳平、永福，5月23日红军进入龙岩。为把陈国辉的主力从广东牵回龙岩加以歼灭，红四军于当日下午离开龙岩，南下坎市。敌人果然中计、在漳平、永福的残敌见我离去，一面急电陈敌返闽，一面回窜龙岩。6月3日，红四军三纵再打龙岩，陈国辉率其主力，人不下马，马不解鞍，急如星火地从潮汕回援。红军主力撤离龙岩，二、三纵和闽西红军在大池集结，一纵从坎市开往上杭大洋坎集结，故意减轻陈敌回龙岩沿途的威协。敌不知是计，主力很快回到龙岩。红军迅速将敌包围，遂于6月19日向龙岩发起进攻。龙岩没有城墙，工事也不多，红军三纵从城西北攻城，一二纵从东面攻。九支队和七支队担任三纵的主攻任务，是日拂晓，第一次冲击就占领了敌连、排前哨阵地，并攻克了控制龙岩的制高点，接着配合友军直插城内。陈国辉化装后带几个人从城南逃脱，两个旅的主力全部被歼，红军再次占领了龙岩。
战斗胜利结束，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指战员们深为毛委员、朱军长的高超指挥而佩服。
朱德军长很高兴，战斗刚结束许多地方还散发着一缕缕青烟，他就骑上缴获的自行车到各处视察。那时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自行车，战士们看到朱军长骑在两个轮的车子上能跑得那么快都争相观看。毛委员也为这个时期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战斗的接连胜利而激动，他在《清平乐、蒋桂战争》的一首诗中曾写道：“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欣喜之情跃于纸上。
从红四军七大到九大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检验，领袖是在斗争中成长。毛委员的许多英明预见和斗争策略，那时还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1929 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领导层对建军的方向、政策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党的领导到底是只管政治不管军事还是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没有独到的见解，会上没有发言。这次会议，争论激烈，没有统一的意见。通过选举，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
七大之后，毛委员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朱德主持红四军的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八大，我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仅讨论了当时的具体工作，对重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陈毅同志9月到上海之后，向当时担任党中央军事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中联系整个红军建设的经验，针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后简称为“九月来信”)。11月初，陈毅同志从上海返回部队。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于11月26日到达长汀，重新回到部队工作。28 日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红四军的九大，许多材料上说只开了三天，其实，这个会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12月中旬，毛泽东先在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联席会，可以认为这是“古田会议”的预备会，预备会开的时间较长，一直开了半个多月。各级党代表及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既有领导同志的讲话又有与会人员热烈的讨论。大家联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红军发展的经验教训，重点讨论了在龙岩城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军方向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深深地教育了与会代表，使大家对毛委员的主张加深了理解。我们九支队的党代表罗荣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到30日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因为党代表联席会已经统一了认识，正式会议开得很短，只有两天，第三天朱德军长集合中队以上的军事干部进行演习，除演习沿用北伐军的班、排、连的横队集合队形外，还增加了班、排、连的纵队集合队形，即我军现在《队列条令》上规定的集合队形，并把散兵形由一字形改为人字形。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分为八个部分：(1)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废止肉刑问题；(7)优待伤兵问题；(8)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第一部分是整个决议的核心，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方法，强调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还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遵照党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根据两年多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集中大家的智慧而写成的，是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形成了我军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红四军及闽西、赣南的武装部队，通过学习和贯彻这个决议，首先受到教育，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全国的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执行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