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父亲匆匆地走了，我和二弟没有来得及与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这个哀痛是无法言表的。
父亲一直生活在农村，他的后事也是按照古朴、庄严、肃穆而又有些繁琐的传统礼仪办理的。在守灵、送葬、安葬等一系列仪式中，我的心既时时被一种巨大的悲痛压抑着，又处处被那种浓重的亲情、友情、乡情包围和感染着。这种情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父亲的品格和为人，使我领悟到了一些人生新的东西。
说起来，父亲是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也有过壮丽的人生。
1947年春，读过三年私塾，正在种地的父亲，放下手里的农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那年他20岁，母亲 l 9岁，刚刚结婚一年。参军的第二天，父亲就参加了第一次解放隆化的战役，在攻打苔山的战斗中，因我军没有重炮，死伤惨重，无功而撤。当时村里人传说，父亲战死在苔山脚下，母亲随同爷爷、二爷爷、三爷爷抬着门板，来到60华里的苔山下找了三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又传说父亲是在县城东面的兴隆岭被国民党飞机炸死的，结果也没有找到。
在此后的6年中，父亲一点音信也没有。1953年春，又是在种地的时候，父亲才从广东省湛江市来了信，对于全家人来说，这是一个绝望后的惊喜。原来父亲作为“四野’’十一纵队的一员，在国内转战7年，纵横十几省，一直把蒋家王朝赶到了台湾。6年中，父亲身经几十次战斗，立下了两次大功、两次小功，已成为一名部队文化教员。母亲同年夏天到湛江与父亲团聚。
父亲是个内向、谦虚的人，这段历史，特别是他的战功，从不向我们和任何人讲。去年九月，父亲得了脑血栓，在病重昏迷时常喊，冲上去!冲上去！并念叨一些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大家推测可能是他当年的战友。
现在，父亲走了，我们面对着一大堆光灿灿的军功章、纪念章和很多张身着戎装已经发旧的照片，说不清他的具体情况，我们既觉得自豪，又感到遗憾。
1955年，父亲复员后，在村里当了多年干部，任过民兵连长、村支部书记，也当过保管员，他的清廉是群众公认的。
记得1964年腊月，村里的“四清”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父亲和其他村、队干部都被集中到一起参加学习整顿，反省问题，然后在群众大会上检查交待，群众通不过的回去接着进行集训。我们生产队的一名老队长，因三次群众大会没过关，用菜刀抹脖子自杀在集训地一家的西山墙上，死后不倒尸，血溅到山墙3米多高。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第二天轮到我父亲到群众大会上交待问题，会场设在有十几个台阶的一户人家，母亲领着我们来参加大会，母亲的腿因哆嗦，半天都上不去。会议开得很严肃，静得仿佛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很快父亲就交待检查完了。我们的神经绷得特别紧，心好象提到了噪子眼里。这时的“四清”工作队长问大家“谁还有意见?”全场哑雀无声。又问“他交待检查的行不行”？会场几乎是异口同声说， “行!”接着那个工作队长宣布，我父亲可以回家了。当时的母亲紧紧地搂着我，激动的哭出了声来。
我那年lO岁，却深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当干部绝不能贪占集体的便宜，侵占大家的利益。否则，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后来，父亲又当保管员，既管现金，又管实物，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没多占过集体和个人的一分钱、一粒粮。为此，多次被评为“红管家”。
父亲一生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下象棋，不打扑克，什么嗜好也没有。就连我们近几年给他拿回去的人参和其它高档营养品也被他送到了药店和小商店里。父亲去世后，我们才发现四大包衣服，父亲基本没怎么穿过。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也是被人称道的。
父亲在战乱之年参军，一去6年杳无音信，在乡邻们都认为十有八九人不在了的情况下，母亲一直等待，当时劝母亲改嫁的人很多，包括我爷爷、奶奶，但母亲发誓要守一辈子。父亲是在被母亲精神感动和为爷爷、奶奶尽孝的原因下，放弃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和南方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决然回到了北方这个小山沟里当农民的。现在回想起来，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进城之初，曾出现了一批抛妻弃子的“陈世美”，父亲能回来也是很可贵的。
母亲在父亲从军的9年间，承担着全家生产、生活。母亲象一个男人一样，种地、耪地、割地、打场，母亲会赶车、会扶犁、会割柴、会编席、编草帽，能做饭、能喂猪，还和爷爷一起盖起了三间房子。母亲因从房上摔下来，造成手骨骨折，右手背上落下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后来，父亲虽然从部队回来了，但一直在村、队当干部，家里还是靠母亲支撑着。
1973年秋，母亲终因积劳成疾去世，那年父亲47岁，还正在壮年。母亲临终时反复叮嘱父亲再说个人，一是帮助父亲把我的弟弟、妹妹们拉扯大。二是伺候不会做家务的父亲。事后，登门说亲的也不少，但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边学边干，终于把我的弟弟、妹妹们扶养、教育成人了。大体算一下，父母婚后的27年，在一起生活了18年。母亲去世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妈，带了我们27年。为父亲送葬的那一天，我想，我终于把父亲送回了母亲身边。下葬时，我们把父亲的灵柩与母亲的棺木贴的紧紧的。圆坟那天，我和二弟及其他至亲，用两车黄土，为父母筑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新房。
父亲是个厚道人。一辈子与人为善，从来没有和人吵过嘴，红过脸。
父亲去世的那天夜里，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又下的雪，办理父亲后事的几天，天气出奇的好，微风不起，艳阳高照。乡亲们说，这是父亲的人缘好，感动了天地。
父亲灵堂的对联是村里几位长者推敲的，横批用的是“忠厚可钦，德高望重”8个字。
父亲在世时，年年春节给人家写对联，用的比较多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从这幅对联里也反映了父亲为人、治家的准则。
父亲有时也忠厚得被人笑话。一年秋天，父亲去自留地，正碰上一个街坊掰我们家的玉米，父亲马上躲了起来，等那个人走了，父亲吓出了一身汗。他说，这要让他看见我，双方会不好意思一辈子的。
现在父亲已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的精神和风范。父亲清廉、清贫的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但我们要感谢父亲给儿女们留下了许多金钱买不来的精神财富，他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清正廉洁的风范，对爱情忠贞如一的品格，以及忠厚老实的为人，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座宝藏，也是我们做子女的前进的不竭动力之源。
父亲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劳动者和老革命军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是这些最基层的劳动人民身上仍然保存着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而这些美德确是我们战胜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大潮带来的腐朽和落后等负面影响的最有利的武器。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美德也是推动历史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动力，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珍惜和发扬光大。
（2001年1月1日刊登于《隆化周报》，其后相继在《承德日报》、《热河晚报》、《河北日报》、《美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