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变革，也给社会治理出了不少难题。与网约车相关的社会治理，或许就是个典型案例。

　　2018年，互联网出了特别多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包括监管的、用户的还有产品本身的。

　　1月11日，主题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届科技向善年度论坛在北京举办。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在发言中表示，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来说，2018年不是一个年份，而是一种状态——是巨大变革来临前，面临各种矛盾和冲突。要去想办法克服、要去想办法克服、要去解决，要去集结各方的智慧，要去请所有的朋友、专家和全社会来努力解决的。

互联网与社会治理

　　这种矛盾和冲突，或许在网约车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举例说，网约车在司机、车辆、运营和维护领域，可以通过连接，形成规模优势、范围优势、差异化需求与满足的优势，进而形成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可如今，网约车却被陷在了属地治理的罗生门之中，网约车平台认为，平台具有跨越地域的天然属性，在中国任何一地，都可以运营。可是地方却说，地方的交通安全归我管，你必须在我这里设立分公司。

　　要求一家平台企业在每一个地级市设立分公司，这和出租车企业有什么差别？平台的优势还如何体现？

　　邱泽奇认为，中国社会的数字化是互联网发展二十年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发展也从主要是一个“技术事件”进化为更多是一个“社会转型”，由此导致中国社会从家庭社会迈向个体社会，从家乡亲情社会升级为与数字为伍的平台社会。

　　那么，中国向数字化和平台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治理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万物高度互联和网络化，以及社会行动与实践数字关系化，社会的脆弱性也空前凸显。

　　这就需要刷新我们关于社会运行、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认知，顺应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尽快实现社会规则的建立从精英共识迈向大众共识，社会秩序的建立从权威管制迈向多主体共治，社会福利的供给从依赖独角兽到迈向生态繁荣，进而建立一个人们充分互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数字社会。

　　找新的信任机制。最重要的是刷新我们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我们的社会永远是混乱的，数字社会是不适应于混乱的。

怎么样去刷新？

　　人类社会的秩序总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没有共识的规则，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会关系。而数字社会是一个高度的万物互联的社会，它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能够运用数字资源，达成传统社会所不能达成的目标。

　　因此，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来进行规制，会陷入削足适履尴尬境地。

数字化社会的阵痛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也给我们带来了数字红利。但的确也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楚。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之间规则冲突与规则缺失并存，约束失明与约束需要并存。

　　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正承受着“青春期的烦恼”，互联网世界涌现越来越多的旋涡、暗流乃至险滩：用户隐私、数字鸿沟、网络沉迷、信息过载、注意力碎片化、由头部效应导致的平台垄断等等。

　　换言之，信息科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凸显，信息科技产业需要一场伦理革命，科技也面临如何纠偏，如何向善的挑战。

　　例如，一个迫切解决的难题，就是数字经济征税逻辑的重塑。

　　2018年10月29日，财政部在官网发布2018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互联网行业呈现轻资产运营、股权与债权投资相互交织、管理架构与法人实体分离、业务运营无疆域限制等突出特点，部分企业跨境转移利润、逃避缴纳税收等问题比较突出。

　　不仅是电商平台、网红直播平台，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游戏行业、在线教育、微商等均存在税收流失、难以被监管等问题。

　　以上问题，给中国现行征管体制、模式、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目前，常见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各类应用软件商店、在线广告、云计算、极速贸易、参与式网络平台、在线支付服务等。移动支付原本是便利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绿色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减少信用卡的印制，也可以减少钞票的印制，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绿色发展，也便于资金流动的监管，甚至也不会影响主权国家之间的货币汇兑机制。可是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却遭遇到了重重阻力。

　　因此，建立数字社会发展的新规则、新机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需要。

规则共建、治理协同

　　“作为起点，我们亟待做的就是刷新，刷新我们的观念以及价值观。”邱泽奇说。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认为，回溯最近一百年发现，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发全新的人与信息交互方式、甚至工作生活方式的变革，在巨变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电视普及时，人们担心娱乐致死；PC互联网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海量信息；移动互联网时代，引发了人们对手机过度依赖的恐慌。

　　互联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却无法踩一脚刹车，退回去。我们能做的，就是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就像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地运用规则来保障城市化的进程。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王融表示，要想实现数据治理的多赢，必须充分考虑在数据生产和使用及保护方面不同利益的视角，是如何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的：个体一方面想充分实现网络便利化，一方面想享有隐私保护，行业从业者更多是从技术、商业创新、平台数据开放和数据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国家则要兼顾数字经济竞争力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

　　大量研究证明，不论是加强数据保护、抑或是放松保护，促进数据共享，都会对个人、以及整体社会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何平衡好积极消极影响，并没有一刀切解决方案，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更为精细科学地考量政策。因此他建议恰当平衡各方因素，更为精细科学地设计政策，让监管干预、技术路径、市场经济动机等因素充分卷入，并能够有效互动，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数据治理目标。

　　这使得新的互信机制亟待刷新，即人际互信。需要刷新我们关于社会运行、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认知，顺应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尽快实现社会规则的建立从精英共识迈向大众共识。

　　邱泽奇最后说，数字社会秩序的建立，应该从权威管制迈向多主体共治，进而建立一个人们充分互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数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