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24日，英国伦敦一家印刷厂运出一批小册子，单本只有23页。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72年后，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微弱的烛光下，一位29岁的青年全神贯注，字斟句酌，这样一本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变成方块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青年浑然不觉，吃得满口尽墨，还赞说“甜”。
真理的味道，当然甜！这个青年叫陈望道，他正在翻译的小册子是《共产党宣言》。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些极富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方块字闪耀着《共产党宣言》的光芒，为暗夜中的中国照亮了前路。
今日的中国，让这光芒更加耀眼。
南陈北李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
那天，陈独秀正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由他主创，内容是五四运动的延续：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6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结果，“西服白帽”的陈独秀被暗探早早盯上，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三天前，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却还要等上半个世纪。
1899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刊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长居英国，文章误认他为英国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马克思”。
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从西方的社会学说、思潮中探寻。《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但是，且不说《大同学》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这样零星的转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反响。
最先注意到《共产党宣言》蕴含力量的，倒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1年。其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但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地方，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此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马克思的中文译名，还有麦客士、马克司、马陆科斯、马尔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光看这些文章，恐怕很难想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个人。
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当做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包括陈独秀，在五四前期还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论、进化论并列为“近世三大文明”。
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陈独秀坐监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李大钊没闲着。他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的脑子也没闲着。他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陈独秀头戴毡帽，借了件厨师的背心穿上，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两人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党史上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
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而陈独秀住进老渔阳里2号也颇有因缘，他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实为旧交相知。
《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老渔阳里2号二楼的厢房为陈独秀、高君曼夫妇的卧室，一楼的厢房和客厅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开会的地方。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
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成了陈独秀家的常客。
李汉俊1915年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经他介绍入党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是他担任编辑的《星期评论》。从1919年6月创刊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仅仅一年时间，《星期评论》就发表了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李汉俊又把《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引见给陈独秀。
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在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但早年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曾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热忱。
戴季陶和李汉俊都有留日背景，两人在上海相遇后一见如故。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戴季陶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
戴季陶还曾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不赞同阶级斗争，反对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上就不能认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戴季陶选择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转身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投机生意。惨败收场后，他辗转回到孙中山身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戴季陶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时成了坚决的反共派。即便是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戴季陶仍进言反对，甚至曾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遗患。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大厦将倾之时，戴季陶在广州服药自杀。
1920年，初见陈独秀时，戴季陶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对陈独秀更是不吝敬仰之词。陈独秀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也大为嘉许。戴季陶住在老渔阳里6号，与陈独秀的住处非常近，两人几乎朝夕相处，极为亲近。
彼时，戴季陶正在为一个夙愿物色人选。
留学日本期间，戴季陶曾经阅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之击节赞赏。创办《星期评论》后，他翻出了自己在日本购买的《共产党宣言》，想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但再读之下，戴季陶深感力不从心，知难而退。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放眼当时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区区数十人，谁有这个资格？
邵力子给戴季陶推荐了一个小同乡：“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当时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是了解陈望道的外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的。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还有几个名字，原本有机会早于陈望道留在马克思理论译介史中。
其一是李伯嘉，又名李泽彰，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所写的《国民杂志的问世》一文，这样记载：《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
其二是罗章龙。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加入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成立了翻译室，下辖英文、法文及德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所在德文组曾用德文本翻译过《宣言》。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译本为油印本，仅在内部传阅。
但是，无论李泽彰译本还是罗章龙译本，都没有正式出版，很难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两个版本的翻译质量与陈望道译本更无从比较。总之，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这个节点上，历史选择了陈望道。
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而且亲自写信，替《星期评论》约稿，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随信寄去了戴季陶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
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
真理的味道
1920年，陈望道29岁，还不是复旦大学任职最长的校长，还没有写出《修辞学发凡》、主编《辞海》这样的皇皇巨著，还不是中国语言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时的陈望道，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学者、刚刚离职的师范学校教师。就是陈望道这个名字，也刚使用不久，他原名陈参一。
陈参一出生于浙江义乌河里乡分水塘村，自幼聪慧，1915年留学日本。在《陈望道自述》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求学之路：“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而最后，“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据曾长期担任陈望道秘书的邓明以回忆：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人称为“四大金刚”。陈望道年轻气盛，性格火暴，还有个“红头火柴”的外号。也就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
陈望道启用新名字时间不久，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积极投身浙江五四运动，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师风潮”也是中心人物。
所谓“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第一师范有个学生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非孝》，这篇文章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发表在《浙江新潮》上，抨击封建礼教。浙江当局视这篇文章为洪水猛兽，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对浙江第一师范的校长经亨颐撤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爆发了“一师风潮”。
“一师风潮”得到全国文化教育界声援，浙江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不过经过此事后，经亨颐还是离职了。“红头火柴”陈望道表示与校长同进退，主动离职，回了老家。
经过“一师风潮”，陈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在《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他回忆，“一师风潮”后，“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来信，可以说正中下怀。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在其所著的《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在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日文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日文版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显然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主旨。
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在这之后，还有过“巨影”“魔怪”“怪影”等众多的译法。
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
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抱于胸前，出得屋来。
正是谷雨时节，天地间春花灿烂，新生萌动。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没等他给《星期评论》投稿，却先收到了《星期评论》发来的电报。电报并非催稿，而是邀请他去上海任该刊编辑。于是，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于1920年6月兴冲冲地赶到了上海。
没想到，陈望道到《星期评论》报到的第二天，这本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停刊了。这让戴季陶也大感意外。他原本打算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广州，请陈望道来是代替自己主编《星期评论》。前一天见到陈望道，还在“大哭，说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结果，这一“哭”，提前哭了《星期评论》的夭亡。
陈望道没当成《星期评论》的编辑，但是不要紧，陈独秀邀请他到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出版遭遇波折，未尝不是好事。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受《星期评论》之邀，但最终，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没有在国民党的刊物上首发，还是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出版。
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请他们进行校阅。
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大加赞赏，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听说要出版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自然鼎力支持，立即资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它竖排平装，略小于32开本，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
封面上最醒目的书名，却有一个更醒目的错误：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艰苦和简陋。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陈望道后来在回忆：“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其中一本通过周作人送给了鲁迅先生。周作人曾回忆，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本。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被纠正过来，封面底色也由红色改为蓝色。
此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越来越大。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等出版机构纷纷再版，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累计重印了17次。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宣言》印的更多，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过程始终与中国革命历程紧密相随。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面临着凶险的处境，《共产党宣言》也成了能招致杀头大祸的禁书。但是，正如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之下，仍在广为传播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经历了腥风血雨，留存下来的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弥足珍贵。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第一版，也就是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的1920年8月版，当时只印了1000本，目前全国发现的仅11本。几乎每一本书发现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是冒着砍头危险偷偷保存下来的，有的是冒着战火从倒塌的房屋山墙中抢出来的。鲁迅纪念馆藏本，就是当年陈望道送给鲁迅先生的原版。
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几乎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的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八名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一年后，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陈望道，人在上海，参与了“一大”筹备，也被选为“一大”代表，却与这个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擦肩而过。
据陈望道回忆，他未参加“一大”，主要是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在筹备“一大”期间，陈独秀和李汉俊因经费问题发生争执，牵扯到陈望道。陈独秀指责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权，想当书记，并把这样的言论以书信散发，影响很坏。
陈望道本就有“红头火柴”之称，脾气暴，点火就着，与陈独秀爆发了激烈争吵，愤而分道扬镳，并提出脱离组织，因此未能参加“一大”。
不过，陈望道并没有马上脱党，他还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次年参加了中共“二大”。
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正式提出辞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他在会上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见证此事的茅盾曾著文回忆：“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此后，陈望道就从一位革命者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终成一代语言学大师。
他也确如自己所言，不在党内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继续为党工作。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陈望道都受邀出任校领导，以党外身份为党工作。
1952年11月，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他以非中共人士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他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组织。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他，作了长谈，回溯往事。这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他的资历、身份，非同一般中共党员。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逝世，享年86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两次印刷的两千本《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党员，无不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信徒，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
1936年7月，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自1920年起，毛泽东一直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要的必读书目之一，不仅自己喜欢读、用心读、反复读、重点读，阅读次数超过一百遍，对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几乎全能背下来，而且一再提醒领导干部和全党注重学习这部经典著作。
毛泽东阅读过他逝世前所有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本，甚至在晚年还学习英语，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有党史学者考证，毛泽东最早看到的《共产党宣言》并非陈望道翻译的版本，而应该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的油印版。但很显然，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被毛泽东列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版本。
周恩来读到《共产党宣言》要比毛泽东早。也是在1936年，周恩来对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那是1919年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他读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译作。
1920年赴法留学后，周恩来和蔡和森、朱德、邓小平等人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蔡和森还翻译过《共产党宣言》。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见到陈望道，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这并不是客套，周恩来回国后，始终坚持学习《共产党宣言》。在他逝世前一年，即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见到了陈望道。他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
周恩来接着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
刘少奇不但是陈望道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批读者，甚至可以说是陈望道的学生。
1920年夏，刘少奇、任弼时等六人到了上海，准备到苏联留学。他们每天到挂着“外国语学校”牌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戴季陶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陈望道经常来这里讲课，主讲内容就是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是他们能够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彭德怀是在参加北伐战争时读到的《共产党宣言》，1928年革命低潮时，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斯诺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在近代，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