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回家看看”入法到“好人法”，立法在回应社会关切和民意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在为“好人法”点赞的同时，也应该警惕“立法万能”的声音，期望一部“好人法”能够解决“扶不扶”等社会问题，难免有点强人所难，也难逃一劳永逸的嫌疑。

　　应该说，“好人法”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善举进行鼓励和保护，不仅直面时弊，切合民意，而且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值得肯定。特别是在“救人反被讹”时有发生，“扶与不扶”陷入纠结的现实语境下，北京“好人法”的出台，可谓“好雨知时节”，点赞和肯定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在北京“好人法”出台前，部分被救助者反过来讹诈救助者，虽然最后没有得逞，但是被救助者也只是在众人面前出了一回“洋相”，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惩罚，可能因为无关痛痒而不会痛改前非。而“好人法”出台后，就可以依法对行为人进行追责。但是，也不能就此高估了“好人法”的威力。

　　就先前发生的“红灯碰瓷事件”，如果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记录，哪里有后面“老太太趁车主十字路口停车等红灯的时候，悄悄趴在车子下面”的真相还原后舆论的反转，更没有机会还车主的清白和证实涉事老太太的无赖。所以，如果举证问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事后的追责就无从谈起，“好人法”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诚如网友所言，只要取证难依然存在，见义勇为者自证或他证清白有难度，“好人法”也难以消除人们的顾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外，“扶不扶”等问题说到底还是道德问题，立法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苛求立法解决所有问题本身并不切实际，但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将失信人员名单纳入社会征信体系，用信用惩戒倒逼诚信建设，才是解决“救人反被讹”时有发生和“扶与不扶”陷入纠结的常规武器。

　　所以，“好人法”不仅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有待进一步细化，需要解决举证难的问题，而且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及时加以跟进和补充，就当前而言就是要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营造“让守信者走遍天下，让失信者步步难行”的强大舆论氛围。(周瑞壬 漳浦县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