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已经五十四周年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以雷锋为榜样,忠于党,热爱祖国,毫不利己帮助别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五十多年里一贯坚持的方向。雷锋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向雷锋同志学习”已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口号。
阅读五十四年前雷锋的故事往往使人振奋,感动中有敬仰,振奋中有鼓励,平凡的故事中有一种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然而,雷锋故事中有些事情,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不免要产生一些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那半个多世纪前的国情,而我们的历史传承教育在宣传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建国以来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那种克服困难,战胜国外的经济封锁和战争恫吓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等方面的宣传较为少见,一提起来这段历史往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祖国发展到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我们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上的。有了我们建国以来尤其是建国初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才使我们党有了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恩格斯曾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教训中学习。列宁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橙色革命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往往采取诋毁抹黑曲解一个国家的传统形象和价值观,以拥护民主与宣扬普世价值观为幌子来迷惑人们,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着国家的政权,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尤其是当前我们处在传统媒介向互联网媒介转变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媒体逐渐地走向互联网媒介,由纸质媒介转向网络电子媒介转化。这种转变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社会公众舆论和社会风气。而能够操纵阅读互联网媒介的人绝大部分为青年人,这部分人的思想意识成为新媒介的主流。因而,当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对我们国家建设和英雄人物进行抹黑歪曲、蛊惑利诱时,年轻人由于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往往被他们的新思想、新观点所诱惑,这一现象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一时间,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对雷锋故事中的一些事情质疑。例如: 照片摆拍、工资收入、拾粪积肥、日记等问题。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妄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一种社会思潮。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在新媒体互联网上争夺青年人的斗争。本文仅就雷锋拾粪问题做以展开与青年谈一谈。我以为要想了解雷锋拾粪这件事情,首先还得从五十四年前的国情说起。
那么五十四年前的国情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党领导人民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进入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举国上下,百业待兴。这时,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四亿五千万人穿衣吃饭的问题。因此农业的粮食生产成为稳定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稳定的首要问题。在扩大耕种面积的基础上,提高粮食单位产量成为决策的重点。我们党和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大力发展化肥工业。这一时期,国家于五十年代末先后在吉林、兰州、太原和成都开工建设了4个氮肥厂;二是开垦荒地,于是就出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那么,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历史是怎么一个情形呢?
中国的化肥工业的历史很短也很落后,到了1935年和1937年才先后在大连和南京建立了氮肥厂。历史上1941年产量为最高(按实物计)总共为47万吨,到全国解放的1949年只有一家工厂还在生产,产量为2.7万吨,1957年是建国初期化肥产量最高的年份,而当年的产量也才73.5万吨(标准肥)。可见化肥不仅仅是单一,而且严重缺乏。而同时期全国的可耕种面积中,仅低产田就有2亿6千万亩。对化肥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国家采取了加快化肥工厂的建设步伐,同时在建国初期的一个时间段里,把积肥当做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工作,号召大家开展群众性的大积肥活动。如:党和国家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先后于1957年至1962年连续发表积肥专题社论。在社论中指出:“在一年之中,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几次全民性积肥造肥运动还是很必要的。”“各级党委应当把肥料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经常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发起积肥造肥的群众运动。”“我国农业上目前施用化肥(无机肥料)很少,国家正在大力加速发展现代化肥工业”的同时,国家把农业积肥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积肥活动中。
在距抚顺400多里的松辽平原的腹地的粮食集散地——四平市也积极投入到这场人人参与的积肥活动中去了。在1961年1月3日《四平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人人捡粪,家家积肥》。采取了四定一奖和四个结合办法号召大家积肥。四定: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一奖:按质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与奖励;四结合:拉城粪与积家肥相结合,大队积肥与小队积肥相结合;集体积肥与个人积肥相结合;大宗积肥与零星积肥相结合并提出了:散粪成堆,城粪下乡。
作为军人拾粪雷锋也不是唯一的人。当年在四平驻军也参加了积肥运动。1961年1月10日《四平报》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通讯《首长捡粪》。主人公是驻军部队首长郭振海大校,在春节期间捡粪300多斤的报道。驻军某部马定夫爱民模范连把自己一个冬季积的十万多斤粪肥送到全神庙生产队的地里。可见当时积肥工作已成为全社会人人参与的一项运动。这种积肥运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笔者在1970年代上中小学期间,每年放寒假的时候,积肥还是学校的寒假作业任务中的一项内容。
那么着肥到那里去积呢?
我们再从城镇居民的住宅环境上看,
50~60年代,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城市居民人均住宅净面积才几平方米。大多数是4层左右的小楼,被称为“筒子楼”。一个狭窄长长的走廊两侧的单间居住着十几户人家,每个单间大约有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每层楼居民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在市郊和城镇98%的居民住在低矮破旧的平房之中,不少居民祖孙三代居住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而这些平房里没有卫生间,几十户甚至上百户才有一个几个蹲位的公共厕所。人多卫生间少,这种现象造成了居民住宅区的犄角旮旯处往往是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雷锋是响应了党的号召,而捡粪是这一时期人人都参与的很普通很平常的一件事情。